一、文献综述
  　　税收遵从是纳税人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税收政策要求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遵从成本则是为依法准确纳税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是影响税收遵从度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提出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税收四原则强调了税收成本的重要性。近代税收遵从理论研究的起点——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A-S模型）证明，纳税人会在权衡遵从成本和不遵从成本后作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可见，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是提高纳税遵从度的重要途径。2015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在税务系统的深入实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税收领域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这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也使纳税地点更灵活、纳税方式更多元、业务办理更高效、信息获取更及时，在减少了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的人力、物力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现场等待办税导致的焦虑等心理成本（李旭红，2016）。Kirchler（2007）在A-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遵从坡面模型（S-S模型），将政府强制力和政府公信力同时纳入税收遵从的分析框架，前者决定了强制性税收遵从，后者决定了合作性税收遵从，这两点也是“互联网+”背景下进一步提高税收遵从度的主要着力点。其中，强制性税收遵从以威慑理论为基础，强调惩罚机制对非法或非预期行为的威慑作用。孙存一等（2017）认为，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进“征、管、审、查”一体化，通过大数据管理和云计算不但可以提高稽查选案的精准性和效率，实现精准化风险管理，同时还能增强税收执法的强度和威慑力，从而提高强制性税收遵从。合作性税收遵从是遵从坡面模型中的另一条遵从路径，以契约论为基础，认为征纳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非“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实践证明，易于理解的税收法规、简便的办税程序、透明的税收信息以及优质的服务能够加强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信任感，促进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从而提高纳税人的自愿性税收遵从。这一思路不仅与纳税主体税收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趋势相适应，也与互联网思维中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精神相契合。“互联网+”不仅能在技术上为合作性税收遵从的实现构建良好的合作平台和合作环境，还以互联网精神为内核推动了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拓宽了提高税收遵从的思路和空间。
  　　总体而言，当前，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税务领域应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传统“人盯户，票管税”的治理手段正逐渐向更为现代的“数据管税”发展，纳税人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参与，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从相互博弈转向协同共治，提高税收遵从的思路也更加多样，“互联网+税务”的深度融合在推动税收征管体制变革的同时也为税收遵从的提高提供了新契机。
  　　二、“互联网+”为税收遵从的提高提供了新机遇
  　　（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降低了征纳成本
  　　自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以来，互联网技术在税务领域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应用。各级税务机关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来简化税收征管流程、优化纳税服务，“互联网+办税服务”“互联网+发票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智能应用”等各类形式多样的办税举措层出不穷，使得纳税人可在线上实现涉税业务的一站式办理，不但降低了征纳成本，也进一步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愿。
  　　（二）纳税服务的持续优化提高了自愿性税收遵从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税务领域的广泛深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