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结果，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①是自1992年开始GDP季度核算以来的最低速度。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3.9%；人均消费支出名义下降8.2%，实际下降12.5%。②与一般性经济衰退导致边际消费下降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是暂时性或局部性的，居民消费整体下滑，消费需求与供给都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宅经济”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向市场投放消费券以鼓励居民消费，国家也出台了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等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以及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于好转，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逐渐恢复，扩大居民消费，促使消费升级，有利于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民生改善。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全面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激活其消费潜力、出台适应新消费方式等税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税收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的研究，国内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税收政策通过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总量和结构。Darby等（1972）研究了减税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认为如果消费者将减税节省的资金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居民消费支出将大幅提升。匡小平等（2010）指出，我国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既要关注税率和转移支付，又要调节国民收入格局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直接、间接两方面拉动消费。甘犁等（2018）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和流动性约束增强时，家庭总储蓄率会随之升高，消费支出减少，政府可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设计收入再分配项目来减少收入不平等，促进消费总量增加。何兴强等（2019）认为，家庭总收入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家庭各类消费，且对耐用品消费的促进效应更大，应实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税收政策，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第二，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也对消费升级进程产生影响。Ramsey（1927）指出，为使超额负担最小化，对商品和劳务征税的税率高低与需求弹性大小成反比。付敏杰等（2015）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政府保持中性，降低间接税比重，清费立税，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改变边际消费倾向。第三，制定针对消费供给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消费升级。刘尚希等（2013）认为，消费供给结构不合理影响了居民消费升级进程，应优化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以及新型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刘相峰（2018）发现，短期内需求端补贴可以显著促进消费，但实施效果相对滞后，供给端补贴可以永久性提高消费者购买力。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渐成主流，供给激活需求在居民消费升级进程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第四，还有学者对税收政策影响消费升级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在谷成等（2018）看来，税收政策促进消费升级的途径有为公共产品筹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变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提高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及可预见性、降低居民税收负担将有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樊轶侠（2018）认为，税收政策推动消费升级的机制在于调节收入、改变心理预期、价格效应和供给效应，我国税收政策未来应从减税和降低居民税负感着手，改变消费预期，实现消费升级。饶晓辉（2020）从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生产者的视角，对我国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和福利乘数进行了研究，指出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综上所述，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税收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的学术成果颇丰。本文以新冠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