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再次为我国财税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自2012年起，我国分地区分行业逐步推开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政策；2016年5月1日起，改革地区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标示着我国66年营业税征收历史的结束。“营改增”政策表面上只针对服务性行业，但是在产业链条中，由于下游制造业是上游服务业的主要购买者，所以“营改增”政策也深刻影响着以缴纳增值税为主的制造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及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涌入制造业，都推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实现了“钱纳里”式的增长。但是，随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依靠庞大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崛起的中国制造面临着必须转型升级的压力。“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前，在流转税“双主体”并立的格局下，制造业企业因抵扣不充分而产生了重复征税问题，制造业企业在与服务企业进行业务来往时因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导致所承担的营业税未能进行抵扣而只能计入成本，变相的增加了制造业购进服务的价格；“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制造业在购进服务类产品时可进行增值税额的进项抵扣，其直接效应是解决了营业税原有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了企业税负，促进企业活力的释放。
　　为引导制造业发展，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制造业的投资行为与绩效变化对不同政策的响应程度不同。第一，关于货币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的基准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渠道不健全，利率的下调空间有限等问题使得制造业投资回报前景不明朗，以及货币政策往往存在一定时滞性，上述原因使得制造业对于无论是扩张性或者紧缩性货币政策敏感度均较低。第二，关于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经济目标，会通过资源倾斜等手段来加速或迟滞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我国的产业政策虽然可以促进产出增长，却未能带动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关于财政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政府干预经济所惯用的财政收支调整或财税改革往往会给经济带来长期、持续的影响，且由于整体经济受到撼动，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改变。税制改革通过税负变动直接影响各行业经济成本，导致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间接影响不同行业内部和各行业间的平衡关系，因此研究“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程度，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摸索制造业的发展路线与规律。“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完善了我国流转税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那么，这项政策在解决营业税所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对我国制造业投资行为和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呢？政策效应的传导路径又是如何的呢？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企业投资和绩效两个方面，通过多维度指标来构建分析体系，以评估“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贡献与差异：第一，基于详实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为考察该项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第二，进一步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稳健性检验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第三，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不同产品多样性、不同产品质量和不同年龄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差异，为“营改增”的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经验总结。
　　“营改增”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