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从事生产经营的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种种困难，而税费成本与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经济运行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制约和影响营商环境的关键因素。在切实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继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的基本方向。
 
　　微观主体反映的主要问题
 
　　据笔者实地调研，围绕税费负担及营商环境，企业主要反映了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增值税抵扣面临一些困难，从个人消费者或市场上零散采购难以取得进项发票，无法进行抵扣；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底退税的条件过于严格，相关企业申请留抵退税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设计复杂、研发活动难认定、研发费用难归集、委托研发费用真实性难核实、税务部门缺乏真正懂研发的专家等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政策的实施效果；企业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相关税务和会计差异核算工作量大，填写表单复杂，还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不少企业宁可放弃这一优惠；企业享受减税降费政策时，往往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一系列证明材料，加大了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综合成本，削弱了企业减税降费的获得感。
 
　　三是有些政府性基金或收费应该取消或调整标准，比如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四是有些税务或非税收入征管部门在负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千方百计组织收入，或过度强化征管和稽查，或巧立名目乱收费，使企业预期紊乱，冲销了减税降费的效果。
 
　　五是有些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按照国办发［2019］6号文要求执行不高于1%的低担保费率，保费收入不能覆盖必要的经营支出，出现亏损风险。实体企业享受到了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担保公司却承受着资金收益率下降的代价。
 
　　六是一些金融机构给企业续贷时，未能实现无本续贷，企业不得已要增加贷款过桥费用，加重了企业负担；部分金融机构联合不良中介，收取中间费用，即使没有风险，也要求企业提供中介担保，从而使部分中介额外赚取利润，侵蚀普惠金融红利，扰乱金融秩序。
 
　　七是近年来发生诉讼费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这些企业的诉讼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呈逐年增长趋势，企业商业生态环境仍然有待改善。
 
　　八是企业用电成本高于国外同行，自备发电上网收费高，备用容量费过高，用电申请、现场勘查、供电方案等审批手续多，现场检查耗时长，采购电力行业相关材料和设备价格昂贵，材料市场存在较多行业潜规则。
 
　　九是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一些企业，特别是没有控价优势地位的部分企业，受上下游企业两头挤压，事实上无法获得减税降费政策的好处，甚至出现企业实际利润率下降的现象。
 
　　十是政府“放管服”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关于问题成因的分析
 
　　上述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税制改革任务远未完成，税制结构过度依赖间接税。流转税制度需要简化和规范，直接税制度需要健全和完善，纳税服务需要提升和优化。“营改增”等改革提高了税收征管规范化、科学化程度，有些企业为降低涉税风险，管理成本和纳税成本有所提高，部分抵消了企业的减税降费获得感。
 
　　二是政府非税收入分散在各部门之间，征管主体众多，项目繁杂，征缴对象覆盖面广泛，如何规范和约束各项非税收入征管行为是一件非常复杂且困难的事情。当前，我国还没有实现收费法定，使得某些收费容易演变成为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扰乱营商环境。
 
　　三是“重放”“轻管”“轻服”，政府“放管服”能力建设不平衡。政府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品牌、促进公平竞争的力度不够；地方政府在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