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财税改革是一个重要话题。分税制改革为什么会在1994年启动？提出分税制之前，财政包干制又有什么历史背景、作用及局限性？分税制实行之后，产生了哪些效果、成绩？未来还有哪些改革的方向？
　　近日，就这些话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长许善达，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的联合专访。
　　财政包干制：移植承包制前提不足以及“两个比重”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是否可以重点从财税改革角度谈谈中国改革30年？总体而言，你如何解读财税改革30年？
　　许善达：我们国家现在的财税制度，基本上是1993年设计、1994年出台的，这个制度已经运行了14年。总的看来，对于1993年、1994年的财税改革，社会的认同度很高。认为改革不对或者改革方案正确但实施失败的看法，已经基本没有了。大家非常肯定。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是否曾经有过否定的意见？
　　许善达：曾经有对改革的意见，但也不是认为失败，而是担心改革是否可能实现预期目的。而且，在改革方案出台以后，财税制度引发的相关问题，也让很多人担心。他们担心，最后会引发设计方案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但后来，这些担心逐渐消失了。
　　现在回顾这个改革，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改革中更深层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从我自己的经历看，例如财税改革针对的对象是谁、要改什么、搞分税制要替代什么等方面，人们的认识可能还不很清楚。
　　《第一财经日报》：在分税制之前，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制。财政包干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许善达：为什么采取包干制呢？当时，国家从农村承包开始改革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很多人就主张，农村既然能够成功，城市也搞承包。这种主张在1986年、1987年很盛行。
　　人们认为，过去我们农产品不够、粮食少，大肉吃不上，现在一改革，粮食也多了，农民收入也增加了，城市的农产品供给也多了。所以，城市也得用承包制。
　　于是，就主张中央与地方之间承包，就是财政分税，收入分配承包。国家和企业承包，即每个企业跟政府签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上规定交多少税。
　　这种意见在当时成了主流，特别是企业承包。当时的代表企业就是首都钢铁公司。那时，在首钢工厂门口有一面大的隐蔽墙，上面写着　“承包为本”　四个字。
　　提出承包制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确实针对了我们过去税制里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税收负担重。在计划经济下，税收制度和企业分配制度是学苏联的传统，即政府多集中，然后政府拿钱投资。这种制度对企业发展本身有很大的遏制作用。市场化改革是让企业在市场里自我发展，自己做决策。（原来）那种制度跟市场机制改革方向是矛盾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有很多种办法。当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一部分企业主张搞承包，比如增值税，跟企业谈，谈好每个月交多少增值税，一年交多少所得税，各企业包下来。对于企业来说，一年交多少税固定了，如果自身发展得好，税收非常低对它就有好处。承包的内容，不仅是税收，还包括贷款、利率，甚至有的出口企业承包外汇、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从1987年全面推进承包制开始，各项宏观政策就通过一个一个企业承包合同在放宽。
　　所有国家管的政策都放宽。1988年、1989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我听到一个经济学家指出，导致那次通货膨胀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承包制。我很赞同这个主张。放宽而不能调控，国家失去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工具。
　　在国家和企业的分配上，在政府宏观调控这个领域，是不能用承包制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说，在农村改革中成功的承包制，压根就不应该成为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