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限定省级政府
据悉，早在2004年，相关准备工作便已悄然展开。
财政部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大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课题组，并专程到地方调查摸底各地方政府负债情况。与此同时，课题组也考察了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地方债的管理模式、管理机构和惩罚机制。
2006年9月11日，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金人庆在向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中央政府正考虑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授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是财政部最高负责人第一次公开表态开放地方政府发债。
而在学界，关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讨论已经延续多年。“省以下财政体制回避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一级政府怎样解决‘一级举债权’的问题。”这是贾康一贯的观点。在他看来，从以后的发展方向来看，一级举债权的确立，应该不是太遥远的事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因为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银行信贷和土地出让。“现在，银行和土地要么管不住，要是真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就会立即显现出来。”
魏加宁同时认为，允许地方政府正规发行债券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所谓“代际不公平”的问题。
此间的逻辑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大都由地方来实施，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往往是用上一代人甚至上几代人积累的钱去建设，而享受的则往往是下代人或下几代人，这样就构成了代际之间的不公平。由地方政府举债建设就可以避免这种代际之间的不公。
同时，我国的宏观调控强调“有保有压”，但保谁和压谁往往都是由政府说了算；而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保谁压谁就将由市场说了算。因为只有财政比较规范、透明，建设项目好、效益高的地方政府，它的债券才容易发得出去，而且发债成本也会比较低。
“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总比现在这种隐性负债要好得多。”魏加宁说。
据了解，酝酿中的方案中，中央将设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发债的程序及程度等。允许发债的地方政府层级会比较高，初期可能只在省级层面，而不会给县一级政府发债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