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是非常聪明，也是非常有学识的人，但他不是一个价值投资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承认巴菲特是一个看长线的人，不能以短线来评论其是非功过;另一方面，郎教授又时常猜测巴菲特用短线思维来考虑问题。
“巴菲特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一定会在短期之内解决问题……他甚至相信美国政府的运作可以让股票市场在短期之内立刻回头。我们都没有这种把握，他就是有这种信念，这也是他的投资理念之一。”其实，巴菲特不只对美国有信心，他对中国同样有信心。在2008年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大会上，有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向巴菲特提出向其学习怎样经营好上市公司的问题。
巴菲特回答称，“我不知道是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东西，还是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在开始释放他们的能量。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有能力，但体制不允许人做事。现在中国人的能量开始释放出来了。你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我认为，这种增长还会持续。”
巴菲特的伙伴芒格亦如此，相信“中国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上面的问答中可以发现，巴菲特和芒格是以长线思维来考虑问题的，而郎咸平教授可能过多地以短线思维来考虑问题。
思维方式不同，投资理念自然迥异。于是，一向忧国忧民的郎教授在书中居然鼓励人们去投机。
“你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去做保险，做退休金投资，都不要做，风险太大。什么时候可以做?等到经济有泡沫的时候再做，这才是赚钱的法则。”具体而言，郎教授认为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5月30日之前的股价大涨基本上符合基本面，而此后大盘股的大涨为其事前所预料，依据是他的中国二元经济理论。预测短期的股价涨跌在价值投资者看来是极其无聊的事情，而更加令我想不通的是郎教授2008年3月在广州呼吁政府救市，其理由是，“作为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你就应该具有信托责任，你帮助股民赚钱是应该的。”不过，如果老百姓按郎教授所言在泡沫泛起时入市投机，又可以在泡沫破裂时因为政府的救市行为而安全退出。这些入市的老百姓也许赚了钱，不过，他们赚的是谁的钱?
当前，中国经济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就此对投资丧失信心并不可取。缺乏信心的朋友不妨读一下格雷厄姆下面这段话：
“目前，在1972年，我们虽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也面临着种种棘手的问题，面对着未来：忧虑远多于信心。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美国的投资经验，则仍然可以从过去57年中拾取令人宽慰的教训。投资环境的变化沧海桑田，犹如地震一般不可预期，但健全的投资原则会产生健全的投资结果。这大抵仍是不变的事实。它们将持续如此发展，我们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这项假定之上。”美国股市1973、1974年大幅下挫，而格雷厄姆在这之前就对经济形势感到了忧虑，不过，这并没有使这位亲身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的价值投资鼻祖丧失信心——尽管他在投资方面极其保守。
只有真正理解了价值投资的本质是低买高卖(低是指低于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内在价值，高则相反)，投资者才会从心底里认可价值投资;也只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成为价值投资者，将心思用在评估企业价值、督促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成长上，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经营管理水平才更有可能加速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