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现代化的发展，英国国民财富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1905年，英国占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5%，而占人口33%的穷人却只拥有财富的1%。受重商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英国传统税制很少强调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税收主要用来为政府筹集收入。为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革除传统税制的弊端，英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性税制”改革理论，旨在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
在英国，税收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不大。据统计，1894-1895年，英国间接税比重高达54.6%，直接税占比为45.4%。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具有累退性，税收负担大多落在社会中下层收入者的身上。列宁曾经这样评价间接税：“间接税是最不公平的一种税收，因为穷人的间接税负担要比富人沉重得多……富人愈富，而他从自己收入中缴纳的间接税就愈少。”
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传统税制结构，引起广大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伴随着英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这种税收结构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由此，英国实行“建设性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到20世纪初，英国直接税所占比重首次超过间接税。据统计，1901-1902年，英国直接税所占比重开始超过间接税，分别占52.5%和47.5%。至1912-1913年，直接税所占比重达57.6%，间接税则占42.4%。此后，英国直接税比重一直高于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
除了提高直接税比重，改革税收结构，英国政府还实行了累进征税原则，对收入所得实施区分征税，其中遗产税和所得税改革最为典型。
英国遗产税开征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遗产税虽有征收但占比很小，且未实行累进征税原则。为改变遗产税的这一状况，发挥遗产税筹集收入和调贫富促民生的社会功能，1894年，财政大臣哈考特对遗产税进行改革，首次引入累进征税原则，按遗产数额划分税率等级，基数越大，税率越高，纳税额就越大。改革后的遗产税税率从1%到15%不等。哈考特的遗产税改革“是历史上的里程碑——对19世纪英国公共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继哈考特遗产税改革之后，20世纪初，英国又进行了所得税改革。1907年，区分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非劳动所得的税率高于劳动所得，且对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所得另外征收附加税。1909年，所得税实行累进征收原则。所得税的区分征收和累进税制原则的实行，意味着个人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纳税越多。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据统计，1911年，英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2%；1922年则上升为45%，成为征收额度最大的税项。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改善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进行改革，是英国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强化税收调节功能的重要标志。此后，英国又多次改革税制，基本形成了包括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现代税收制度。在这一现代税制体系中，英国完善和加强了税收法定、议会主权、纳税人利益至上等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税收的法律约束，明确了税权归属，阐明了税收的分配和效用。
英国政府所实行的“建设性税制”改革，缓解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在强调发挥税收调节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税收效率功能的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为实现公平开征利润税，税率曾一度高达50%，因此遭到英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反对。因高额的直接税税率导致人们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下降，一定程度上减缓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
另外，由于政党和阶级利益的不同，英国不同时期执政党的税制思想和政策各有偏好和差异。如自由党主张提高直接税比例、降低间接税占比，通过遗产税、所得税、土地税和关税改革等方式筹集收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强调发挥税收的社会调节功能。工党则以税收的公正和平等为指导思想，主张通过所得税、附加税、遗产税、利润税等累进直接税的方式加大对富人的征税。保守党则更倾向于通过间接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英国税制改革思想和政策的不连贯，也是后来贫富差距一度扩大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